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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0章 实习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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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当作一面镜子,从而以史为鉴,可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,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?”

    听到这个提问,李子诚的眼睛一亮,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,笑着对解鸿芬说:

    “看来你不仅是看过。而且还认真的看过。看来,你是嫌这面镜子不够大,怕照得不够全面。其实,这面镜子已经不小了,为政者如果认真照一下的话,恐怕不会一点益处没有。如书里论曰:‘礼义廉耻。国之四维;四维不张,国乃灭亡’。”

    解鸿芬点点头,继续问道:

    “总理,您讲的这个意思我明白,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,可是为什么不从头写起呢?从头写不是更完整吗?”

    沉思片刻,李子诚方才说道:

    “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,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,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。”

    解鸿芬说:“这一年有什么大事?”

    “这一年,周天子命韩、赵、魏三家为诸侯,这一承认不要紧,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,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。“非三晋之坏礼,乃天子自坏也”。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的书名完全切题。下面做得不合法,上面还承认,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,没有是非。无是无非,当然非乱不可。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。任何国家都是一样,你上面敢胡来,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,这叫事有必至,理有固然。”

    话时,李子诚想到民国的政局混乱,可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嘛!也正因如此,自己才会坚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绝不会对地方作出任何让步。

    似乎有所悟的解鸿芬又接着问道:

    “为什么从这年开头我明白了,可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?”

    “有人说,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,不依据国史,另编一本有困难。我看这不是主要的。本朝人编本朝史,有些事不好说,宋代虽不以言治罪,但终归还是有些地方不敢说,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。所以历代编写史书,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,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。”

    “里写了不少皇帝,有些皇帝糊涂得很,可他还当皇帝,真让人不可思议。”

    想到书中提到的那些皇帝的荒唐事,解鸿芬倒是露出些可爱的神色。

    “不止是中国的皇帝,在其它国家皇帝也是如此。皇帝是世袭呀,即便是他再糊涂,只是他是太子,生下来就是皇帝嘛!皇权不受制约,自然会产生荒唐事、糊涂事,正如英国的阿灵顿勋爵说那样“权力使人”,这看似在说官员,其实皇权亦是如此。没有制衡的皇权,所导致的是绝对的专政,而绝对的专政,最终所导致的正是帝国的毁灭。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看似强大的帝国,无不毁灭于此,所以,我们才吸取教训,建立了共和制!”

    看一眼似有所思的女孩,李子诚又说道。

    “我们不仅要建立共和制,而且将会在政治系统内引入竞选机制。比如现在的各级议会就是一个开始,这样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的悲剧,大到国家,小到一个家庭,多数的情况是,有思想的人不决策,决策的人没有思想。有脑子就没位子,有位子就没脑子。而西方。嗯!比如美国正好相反,他的宝塔尖体制,通过竞争机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。因此。第一,他不犯错误,第二,他少犯错误,第三,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。而反观我们呢?我们的历史上很多时候,却是在犯错误,这是第一。第二,常犯错误。第三,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。”

    听着总理的感叹。解鸿芬以表示赞同之后,又接连请教了几个问题,随后解鸿芬又向李子诚请教了一个问题:

    “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对手,又是朋友,这是怎么回事儿?”

    “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,王安石要变法。而司马光反对。但在学问上,他俩还是好朋友,是相互尊重的。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,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,不能因政见不同,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。但,对于我们来说,真正要学会的东西却是,政治并非非生即死的东西,在这一点上,可以给予警示,但绝不能学习,中国的政治史,永远都是非生即死的争斗,一味的打倒对方,甚至夺去对方的生命,恰恰无视了政治本身就是一门妥协的艺术!”

    事实上,正是因为看了这部才使得李子诚找到了中国特色政治活动的根源。

    “没有冲突,就没有政治;没有妥协,政治就只能以暴力冲突收场。民主政治不能取缔冲突,但是可以化解冲突,变恶性冲突为良性冲突。民主政治正是妥协中炼成的,以冲突始,以妥协终。其实,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个妥协的产物。妥协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。妥协精神也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。

    妥协意味着发生冲突的政治家在政治过程中,尤其是在政治冲突中,通过彼此在谈判过程政体保存自己的根本手段。妥协则是暴力以外唯一的选择,拒绝妥协必然是暴力的前奏。

    民主政治是制造妥协的政体。是制造暴力的政体。民主政治极大增加了不妥协的成本。对执政者来说,在非民主政治下,妥协的成本很高;在民主政治下,不妥协的成本很高,会受到法律、选民和道德的三重制裁。妥协的制度安排,包括对少数派的保护,都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。而在非民主制度下,就没有促成妥协的制度安排,对冲突中占下风的人和少数派没有保护机制。因而在我们建立共和制之后,从共和制到走向共和的过程,其实就是政治家们学会如何掌握妥协艺术的过程。”

    总理的对政治妥协的解释,倒是让解鸿芬深以为然的猛点着头,她曾听父亲提过类似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嗯,如果民二年宋案后,国民党没有选择武力讨袁的话,或许,中国的政局就会大不同于现在!”

    解鸿芬的话换来的是李子诚的一阵赞赏。

    “而这部给我们的警示是什么呢?有人看到的是“打蛇不死,反被蛇咬”,所以,他们从中学到是“毫不妥协”,中国人传统上既缺乏妥协的制度机制,也缺乏支持妥协的文化观念。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传统甚至是反妥协的,统治者习惯于“毫不妥协”并暴力回答一切挑战。在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中,妥协意味着无能、软弱、受挫、丢面子等等。即便是两败俱伤,也在所不惜,决不妥协。妥协意味不彻底。在政治教科书中,妥协与不彻底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。中国历史上的官与官、官与民的冲突总是充满了杀戮,腥风血雨。没有制造妥协的制度,就难有妥协的行动。中国社会最缺乏的还不是妥协和宽容的观念精神,而是缺乏制造妥协与宽容的制度安排。没有这种制度的地方,妥协很难成为解决冲突的根本方式,而现在,我们正要去建立的正是这种制度!”

    在李子诚总结性地说出这番言语之后,解鸿芬却似有所思,又似有所悟,好一会,她方才抬起头看着这位年龄不过大她数岁的总理。

    “总理,那么在剿匪的问题上,国务院会妥协吗?”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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